外勞政策、分配正義與產業生存的矛盾衝突

移工政策最突出的特徵，在於福利的「即時性」。在現行制度下，移工自入境起，即便尚未完成報到，便已納入全民健保與勞保體系。極端案例顯示，一名來台未滿三天的移工，若家鄉親屬過世，即可依法領取三個月投保薪資的津貼（約新台幣九萬元）。這種缺乏「貢獻年限」與「等待期」的設計，與本國勞工長期繳納保費的權利義務關係，形成明顯落差。

此外，政策也延伸至移工的非本國籍子女。基於人道考量，政府提供產檢、生產及托育支持，其中托嬰補助每日約八百元，生活津貼每日約五百元。此類被視為「加碼」的福利安排，對未必能享有同等資源的本國勞工而言，公平性自然引發質疑。當部分年輕人因經濟壓力延後婚育，政策若呈現「福利傾斜」，不僅影響正當性，也動搖社會信任。

另一方面，社會往往只看到移工的基本薪資，卻忽略雇主承擔的隱性成本。除薪資外，膳宿支出每月約達兩萬元，另須繳交「就業安定基金」，並依配額額外負擔每人每月數千元不等的費用。在基本工資持續上調下，總體成本倍增，原本用以解決缺工的制度，反而可能成為壓垮中小企業與家庭雇主的負擔。

輿論常用「剝削者」標籤化人力仲介，但制度現實並不相符。在法令限制下，仲介服務費上限約每月一五〇〇元，卻需承擔移工在台期間各類生活與突發事件的協助責任，從醫療陪同到喪葬處理，甚至協助遺體返國。此種「高責任、低報酬」的結構，與一般市場機制顯著背離。

然而，政府一方面依賴仲介處理大量人道與行政事務，另一方面推動「直接聘僱」制度，試圖弱化仲介角色。問題在於，一旦仲介功能被取代，相關的全天候服務，政府是否有其他機制能夠承接，仍有待驗證。

外勞政策不應只是「一廂情願」的福利移植。當人權與福利建立在犧牲特定產業的獲利與本國勞工的公平感之上時，制度便難以長久。